第9章 結語
轉折點是１９６２年１月。七千名幹部從全國各地來到北京，在現代化建築人民大會堂裡召開一場規模空前的工作會議。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座無虛席的會場中，公布了一份官方報告。他講了三個小時，沒有休息但常被人打斷。他沒有直接頂撞毛澤東，頂撞在當時是不可思議的，但他公開了他半年前在一個高級領導內部秘密會議中的發言。他解釋道，湖南的農民認為，所謂的困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人禍這個說法像一顆炸彈，讓所有的聽眾倒抽一口氣。劉繼續往下說，他不贊成九個指頭對一個指頭，這是毛澤東強調成績大於過失時最喜歡用的說法，氣氛變得更加緊張總的來講，成績是主要的，缺點和錯誤是次要的，是第二位。我想是否可以這樣講，總的來一個三七開，三分是缺點錯誤，七分是成績，各個地方也不能一樣。一個指頭九個指頭的關係也不能到處套。有一小部分地區缺點是一個指頭，成績是九個指頭。主席明顯不快，打斷劉：不是一小部分，如河北只有百分之二十減了產。江蘇百分之三十地區年年增產。但劉並沒有被嚇到，繼續說：總的來講，也不能講一個指頭，而是三個指頭，也有的地區三個指頭也下不去，如信陽地區（河南），天水地區（甘肅）。誰要為這場災難負責？劉公正地將責任歸於黨中央。【註１】
劉確實試圖平復主席的怒火。他捍衛黨的總路線，把對人民公社的評判推遲到五年或者甚至十年以後。但毛澤東還是暴怒了。他對他的醫生吐露說：他說有天災有人禍。這種說法本身就是禍害。【註２】
林彪將軍在１９５９年廬山會議中挺身維護主席，這時再次讚揚大躍進，稱頌其為國家歷史上最史無前例的成績。他狂熱地說：毛澤東思想從來是正確的毛主席的優點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的。總是比較實際一點，總是八九不離十，總是從實際出發，在實際周圍，圍繞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刻體會到，凡是把工作搞好了，就是毛主席單獨領導的時候，毛主席的領導不受千擾的時候。而當毛主席的領導受到干擾的時候，就會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的實際證明了這一點。【註３】
周恩來採取了他一向最擅長的做法，他盡力為毛澤東開脫，對過去發生的問題自己承擔了大部分責任，徵購高、人口虛報高、上調高、出口高，將這些都歸咎於自己這是我的錯誤。他宣布說，還繼續聲明，這幾年缺點錯誤雖然嚴重，但屬於執行中的具體改革，具體工作問題缺點錯誤，恰恰是因為違犯了總路線和毛主席寶貴的指示。【註４】他想盡力搭起座橋來讓毛劉二人修好，但無濟於事。
我們永遠不可得知到底是什麼時候毛決定搞掉劉的。他發動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革所有大躍進期間反對過他的人的命。最有可能的就是，他意識到他所有聲譽包括他在歷史上的地位都岌岌可危，於是立刻開始計劃消滅這個日漸威脅他的政敵。
決定性的時刻是１９６２年７月某個夏日午後。毛澤東在他的游泳池裡暢游。他被劉急急請回北京，心情很不好。劉少奇兒子回憶說，他父親快步走向主席，主席叫他來是讓他解釋什麼事這麼緊急。劉少奇上來就說，陳雲和田家英，這兩個直言批評大躍進最激烈的人，現在要正式提出關於土地分配的意見。毛澤東立刻發出一連串責難。但劉並沒有停止。他快速說：餓死這麼多人！接著，他衝口而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
毛澤東勃然大怒。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他吼道，你不頂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
這兩人迅速冷靜下來。毛澤東同意經濟調整還得繼續。【註５】但現在毛主席已經認定，他發現了他身邊的赫魯雪夫，膽敢對抗主子史達林。他認定，劉顯然會在他身後召開秘密會議，揭露他的罪行。毛澤東在等待時機，他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念頭那時候開始萌生。這場長久準備的革命，終將使共產黨和整個國家陷入又一場浩劫。
【註１】劉的講話，1962年1月27日，甘肅，91︱18︱493, pp. 58︱60及62。回原處
【註２】李志綏，（《毛主席的私生活》英文版），p. 386。回原處
【註３】林彪講話，甘肅，1962年1月29日，91︱18︱493, pp. 163︱4。回原處
【註４】周恩來講話，甘肅，1962年2月7日，91︱18︱493, p. 87。回原處
【註５】劉源，《毛澤東為什麼要打倒劉少奇》，摘自高，《周恩來》，pp. 97︱8。劉妻的說法略有不同，見黃，《王光美訪談錄》，p. 288。回原處
關於<引文來源及參考書目>的說明
書中大量的資料來自中國的黨內檔案。在此說明幾句可能有助於讀者更好地理解本書的寫作基礎。在一黨制的國家裡，檔案為黨所有，不對公眾開放，通常保存在各級黨委所在地的某棟大樓中，周圍往往綠樹蔥蘢，草坪齊整，有解放軍嚴密看守。大約十年前，要查看這些檔案根本不可能，即便是現在，也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查。在過去的幾年中，越來越多的檔案超過了三十年的保密期，可以憑介紹信查閱。這些資料的內容和價值各不相同。總體來說，大多數文件有公開和封存之分，也就是分為解密和保密兩種，後者是高度敏感的資料，除了黨內高級人士，其他人根本無法接近。這種區別使得大多數歷史學家，無論多麼認真，也無法看到大量的珍貴資料，因此也就意味著，本書中所依靠的材料都是被相對軟化了的：希望以後的歷史學家能夠在完全公開的文檔基礎上，揭示最完整的事實真相。
還有一個複雜情況就是，除了外交部，其他的中央各機關的文件都是很難被看到的。許多歷史學家只好轉而研究省或縣級文獻。全書用了十幾個城市和縣的檔案，但最重要的資料來自十個省的檔案（詳見<引文來源及參考書目>），大都是從公開的材料中遴選出來的。據我所知，到現在，沒有任何歷史學家曾研究過安徽省檔案中有關毛澤東時代的記錄，河南的檔案也是高度限制的，即便准許查閱，也毫無意義，因為被允許拿出來的都是最陳舊的文獻，而且零零散散，讓人頭痛。相對而言，其他省份的檔案逐漸公開，我有意選擇了不同省份，根據人口密度（山東對甘肅）、饑荒程度（四川是一個極端，浙江是比較好的省份）以及地理位置（從北方的河北到南部的廣東）等因素。
各省收集的檔案反映了共產黨內部的組織結構。根據所屬的單位，這些檔案通常分為更小的類別例如，屬於衛生部門的，屬於林業部門的。因此，本人所找到的經常是極為不同的資料，絕不像我們心目中的檔案那樣清晰規整。其中，有普通人寫的信，有中華全國總工會所做的關於各工廠工作環境的調查，有對腐敗案件的調查，有公安局關於偷竊、謀殺、焚燒哄搶糧倉的報告，有整風運動期間派出的特別小組整理的關於基層幹部濫用職權的詳細證據，有公社化運動期間關於農民牴觸行為的總體情況的報告，有關於思想動態的調查，不一而足。
不過，大量的參考資料還是來自官方。即使是普通農民和工人寫的信，也是出於某種官方原因，才被挑選出來的，同時，我們也別無選擇，只能通過國家的多稜鏡來透視民生。所有的國家檔案都是這樣，包括希特勒時代的德國和史達林時代的蘇聯。這並不表示我們不能從另一個角度來解讀。歸根結底，任何稱職的歷史學家都知道怎樣看待官方報告的寫作立場，他們預期的讀者是誰，他們所處部門的情況，以及他們寫報告時的條件如何。歷史學家要體會其中的複雜性。官方的褒貶色彩會扭曲社會事實，有些說法，例如反動派、怠工者、叛國、人民敵人和左傾冒進分子，模糊了實際情況。
而大量來自各方面關於群眾抵抗的報告，則顯示了農民為求生而作出的努力。國家本身走一個複雜的綜合體，絕不可能只用一種聲音說話或者上報。就好像在中央領導層內部，彭德懷和周恩來對大躍進中之所見就大有分歧。對當地發生的情況，不同的個人、單位和組織，它們作出的匯報也大相逕庭。
省級檔案不僅比縣、市甚至村收集的資料豐富，而且常常保留了許多從中央（即北京）傳達下來的珍貴文件，也有的是從下面縣裡送來的關於重要事件的報告，例如糧食不足、大壩坍塌。在官僚主義盛行的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很少有什麼文件是獨一無二的，因為要複製散發給許多部門，以便面臨類似情況時，可作參考。例如，工作組編輯的許多報告，發給了幾十名黨內人士。重要的中央文件，每省、每縣都要發，而更機密一點的材料，可能就只印發給各省的第一書記看。換句話說，有大量材料不一定和當地相關，但也會被收存在該省的檔案中，包括最高領導的講話和會議的記錄。這些記錄可能差異巨大，因為是不同人收集的，有的是根據錄音整理的。有的詳細，有的簡略。我盡了最大努力讓感興趣的讀者能找到每一份文件的出處。在註釋中，文檔說明部分的第一個數字指的是材料來源的總分類，具體名字在本書最後附錄的檔案清單中可以找到。例如，湖南，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６日，２０７︱１︱７５０，ｐｐ．４４︱４９意思是該記錄來自湖南省檔案中的一份文件，編號２０７代表水利水電局。
北京最高層的權力中心內部到底是什麼情況？到目前為止，為了了解毛澤東統治下的宮廷政治，許多歷史學家求助於官方出版物、內部文件或者文化大革命期間流傳的紅衛兵資料。相反，我盡量參考檔案，原因有三個。第一、高級官員的講話在印發出來之後，整句或整段都被刪除了；尤其（但不僅）在紅衛兵的資料中。有無數例子顯示，小到風格上的更改，大到編輯有意刪除，許多講話被刊發出來之後，整個基調都變了味了。第二、所有經過審定的會議記錄，無論是大陸官方公布的或者文革期間被私帶出境的紅衛兵材料都有這個問題。第三、歷史學家極為關注的幾個會議，也是幾位重要的黨領導後來談到的會議，其中關鍵性事件和決定都是這樣經過審定的，那些能接觸北京中央檔案的黨內歷史學家所編寫的高官們的回憶錄，本該十分可靠，但也不能避免這種情況。前面（第１１章）提到的，１９５９年３月２５日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的會議上，毛澤東提出徵購全部糧食的三分之一，以滿足對外國的承諾，這件史實就遭到了上述命運。
簡言之，關於毛澤東時代的所有記錄，無論是公開出版的還是內部流傳的，都不過是嫻熟地混淆視聽，因此，對於歷史研究來說無法提供足夠的基礎。最近，高文謙所著的一本周恩來傳記也證明了我的懷疑。高是黨內的歷史學家，在北京的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多年，逃到美國之前將他的筆記全部帶走。他這本書堪稱石破天驚，顛覆了許多人心目中的周總理形象（高文謙，《晚年周恩來》英文版，紐約：公共事務出版社，２００７）。然而，一旦意識到這些材料中的缺陷，再去看待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所有材料，包括那些洋洋巨製、旁徵博引的領導人們的傳記，其價值就無法估量了。這些出版物的問題是，大量關鍵性的訊息都被故意有選擇性地剔除了，同樣，十幾卷本的《建國以來毛澤柬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１９８７︱９６）也存在這個問題。
中國同其他共產主義政體一樣，官僚主義現象嚴重。即使對無足輕重的文件哪怕在饑荒蔓延時期重視的程度也讓人好笑。不過，也不是每一片紙都會珍而重之地保存在檔案中。工廠、政府部門，甚至法院和公安部門，都有時會將文件丟棄，例如當他們搬到新辦公場所的時候。其中有此文件供詞、報告、指示、批件、各種證書都可以在廣州、上海或者北京熱鬧的跳蚤市場上找到。因為檔案被封閉，我花了許多週末在這些塵封的文件中翻找：有的成捆散在蓆子上，主人就蹲坐在一堆舊報紙上：有的攤在臨時搭起來的桌子上，和紀念品、明信片、雜誌和郵票混在一起。我收藏的文檔已經小有規模（其中包括一堆不同圖案、不同顏色的票證，因為它們都是官僚主義的人為的產物，直到饑荒過後還在用），但極少引用，只有在官方黨史檔案中找不到相應證據時才拿出來。
還有小部分的例證來自於外文檔案，特別是蘇聯和東德，這兩個國家當時和中國的關係最密切。總體上說，這些檔案有助於重新解讀那個時代的對外貿易和對外政策，儘管對了解當時的普通人生活幫助不大。大多數專家顧問只能生活在城市裡。在所有同情大躍進的歐洲國家中，東德是支持時間最久的，然而到１９６０也開始成批離開。發往倫敦的報告中可以摘錄一小部分引用，但整體而言，那些英國大使館裡的漢學家的話不盡不實，毫無根據也沒有做過充分調查，根本不知道公社化的具體情況以及造成的影響。哪怕是不入流的小作家，只要有蘇聯經驗的，也能做得比他們好。相反，台灣機密部門的工作人員就十分令人敬佩，他們為蔣介石整理的關於大饑荒時期的報告異常詳細，見解深刻。同樣傑出的還有他精心挑選的幾個助手，負責定期發布情報公告，這些公告可以在設於臺北附近新店的調查局看到。美國不信任蔣介石（根據ＣＩＡ的報告所說），顯然是害怕他將美國人拖進來攻擊大陸。不過，因為中國的黨史檔案更為可靠，我根本沒有用到這些材料。
官方新聞機構新華社一週數次編輯一份三到十頁的報告，名字叫《內部參考》，分發到各部官員或更高級官員手中。這份資料同檔案比較相形見絀，因為是經過嚴格審查的，然而也涵蓋一些有趣的片段訊息。最後，一些黨內人士、翻譯、秘書和外交人員的自傳和個人回憶錄也很有用，不過大多數已經過自我審查，而且缺乏具體細節。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許多漢學者責備他的書太感性，其實他的記述十分可靠，可以在黨史檔案中得到驗證，有的地方甚至可以逐字逐句驗證（學者Ｌｏｒｅｎｚ Ｌｕｔｈｉ經過觀察，也可以證明這一點。他全面地研究了蘇聯的文獻；參考Ｌｏｒｅｎｚ Ｍ． Ｌｕｔｈｉ，《中蘇分裂：共產主義世界的冷戰》，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８，ｐ．３５４．）。
我用了一小部分採訪記錄，讓老百姓也多少發出一點聲音當然，儘管他們也在許多黨內文戲裡高聲疾呼、長篇大論，其中有意見調查，也有公安報告。我花了幾年時間專門為這項計劃培訓了一些調查者，他們採訪了大約一百人，通常採取的形式是專家所說的內部人士採訪，意思是，不讓外人（外國人或者城市人）和翻譯與被採訪者直接接觸，使採訪者跟被訪者具有同樣社會背景、說同樣方言，有時候是同鄉甚至是一家人。所有這些採訪記錄都被轉錄後存放在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所有被訪者，以及一小部分可能還健在的人們，使用的都是化名。
最後，關於二手資料略微贅述幾句。幾十年來，研究毛澤東時代最好的專家都在歐洲、美國和日本，但目前已經明顯轉回中國。關於大饑荒也出版了一些書，雖然不多，但在慢慢增加，作者都是花了許多時間研究各種檔案資料的歷史學家。這些出版物在中國並不總是受到歡迎，主要在香港流傳香港再次作為大陸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重要紐帶，迅速崛起。歷史學家余習廣是迄今最善於從檔案中挖掘關鍵訊息的人，從他的出色著作中就可以看出來（余習廣，《大躍進苦日子》，香港：時代潮流出版社，２００５）。還要特別提到楊繼繩，這位退休記者是第一個利用各省檔案的人（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２００８）。他這本書意義重大，尤其是直到現在也沒有其他歷史學家對河南的大饑荒做出研究並且著書出版。但這書也有缺陷。熟悉材料的人能看出，該書更像是查閱不同資料之後所整理的筆記，而不是一個嚴謹構建的文本。有時候它比較雜，把大段文字串聯起來，有的來自網上，少數來自出版物，還有的是從檔案裡轉錄的。在各種有價值的材料中，夾雜一些瑣事，使得讀者難以理解。有時只花一兩天查閱檔案，遺漏了最重要的訊息，其實那些訊息都是公開的、可以找到的。例如有關廣東的章節，單憑一份文件，就推論饑荒的全貌。該書總體上沒有時問線索，作者羅列了許多有重大意義的歷史敘述，把重點放在糧食匱乏上，沒有展現出災難的整體情況。林蘊暉的著作更加具體，也更權威，記錄了大躍進的過程，內容深刻。儘管大量參考了公開出版的資料，且重要關注的是公安法庭，但其分析的深度和廣度超越了同一主題的其他政治科學類書籍（林蘊暉，《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１９５８︱１９６１》，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２００８）。最後還要提到一個重要參考資料，即高王凌關於大饑荒時期農民抵抗方式的著作，顯示了出色的原創性和洞察力，是本書重要的參考之一（高王凌，《人民公社時期中國農民反行為調查》，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２００６）。
英文資料中，對菁英政治感興趣的讀者會喜歡看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ＭａｃＦａｒｑｕｈａｒ的著作：《文化大革命起源：大躍進，１９５８︱１９６０》，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３。更近一點的有Ａｌｆｒｅｄ Ｃｈａｎ的書，他對毛澤東的想法如何在廣東落實所作出的分析，至今無人超越（Ａｌｆｒｅｄ ｃｈａｎ，《毛澤東的社會運動：中國大躍進的政治和政策執行》，牛律：牛津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１）。還有一些基於訪談的農村研究也很好，不過它們是以倖存者的談話為基礎，那哪死去的人就無法發出聲音。近年的一個代表是Ｒａｌｐｈ Ａ． Ｔｈａｘｔｏｎ，《中國農村的災難和鬥爭：毛的大躍進，大佛村的饑荒和正義抵杭的源起》，紐約：劍橋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８。Ｊａｓｐｅｒ Ｂｅｃｋｅｒ關於饑荒時期的著作可讀性也非常強（Ｊａｓｐｅｒ Ｂｅｃｋｅｒ，《饑餓的幽靈：毛的秘密大饑荒》，紐約：Ｈｅｎｒｙ Ｈｏｌｔ出版社，１９９６）。其他提及饑荒的作者還有：Ｄａｖｉｄ Ｂａｃｈｍａｎ，《中國的官僚、經濟和領導階層：大躍進的制度性起源》，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Ｔｈｏｍａｓ Ｂｅｒｎｓｔｅｎ，《毛澤東和１９５９︱１９６０的大饑荒：關於個人集權的研究》，中國季刊，Ｎｏ．１８６（２００６年６月），ｐｐ．４２１︱４２５，以及《史達林主義、饑荒和中國農民：大躍進時期的糧食徵繳》，理論和社會，Ｖｏｌ．１３（１９８４年５月），ｐｐ．３３９︱３７７；Ｅｄｗａｒｄ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Ｐａｕｌ Ｇ． Ｐｉｃｋｏｗｉｃｓ和Ｍａｒｋ Ｓｅｌｄｅｎ，Ｋａｙ Ａｎｎ Ｊｏｈｎｓｏｎ的著作：《中國農村，社會主義政體》，紐黑文：耶魯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１；Ｊｅａｎ︱Ｌｕｃ Ｄｏｍｅｎａｃｈ的《大躍進起源：中國一個省的例子》，博爾德：威斯特維出版社，１９９５；Ｐｅｎｎｙ Ｋａｎｅ的《中國大饑荒，１９５９︱１９６１：人口統計和社會的暗示》，貝辛斯托克：麥克米倫出版社，１９８８；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ＭａｃＦａｒｑｕｈａｒ的《文化大革命起源》，Ｖｏｌ．３：《災難來臨，１９６１︱１９６６》，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９；Ｄａｌｉ Ｌ． Ｙａｎｇ（楊大利），《中國的災難之路：大躍進過程中的毛澤東、中央領導和省幹部，１９５５︱１９５９》，阿蒙克，紐約：Ｍ． Ｅ． Ｓｈａｒｐｅ出版社，１９９９；Ｄａｌｉ Ｌ． Ｙａｎｇ（楊大利），《中國的災難和改革：大躍進饑荒之後的政體、農村社會和制度變遷》，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６．其他有用的研究文獻請參閱<引文來源及參考書目>。
引文來源及參考書目
檔案
外文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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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ch, Bundesarchiv, Berlin, Germany （柏林，德國）
ICRC: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Geneva, Switzerland（日內瓦，瑞士）
MfAA: Politische Archie des Auswartigen Amts, Berlin, Germany（柏林，德國）
PRO: National Archives, London, United Kingdom（倫敦，英國）
PRO, Hong Kong: Public Record Office, Hong Kong（香港）
RGAE,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Arkhiv Ekonomiki, Moscow, Russia（莫斯科，俄羅斯）
RGANI: Rossiiskii Gosudarstvennyi Arkhiv Noveishei Istorii, Moscow, Russia（莫斯科，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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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縣檔案館（宣城，安徽）
３ 宣城縣委辦公室
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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